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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基因编辑研究自由的客观性、目的性与社会性的三重特性表明，相应技术既可用来预防、治疗疾病，为现实世界中的人带来福音，亦可能带来严重的生命伦理、人性尊严方面的问题，威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利益[16]（P99-100）。

许多年来，广大法官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一方面保持法律的稳定性、确定性、可预测性，另一方面又要适应社会发展，灵活处理个案。具体而言，对刑事、民商事、行政三大审判，在思维方式上要分别注意以下几方面。

在法治实践中，可预测性不仅仅是通过法律规范实现，更多是要通过裁判文书、裁判结果来进行预测，所以裁判要给社会一种指引，告诉人们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当出现这些情况时，就需要法官发挥能动作用，进行价值补充。特别是在目前一些法律规范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的背景下，通过利益衡量进行适当填补，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出现一方赚得盆满钵满，另一方亏得倾家荡产的现象。另一方面，思维进路的差别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司法实践中部分裁判不被社会接受，甚至受到社会舆论的广泛口诛笔伐。

第二，由于商事活动往往是陌生人之间的交易，因此交易安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当然这些规则也有例外情形，一定情况下要引入适当的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如果刑法对故意伤害的处罚与对故意杀人的处罚同样严厉，那么罪犯就更可能杀死受害人以消灭证人，因为那样做将显著降低他被警察抓获的概率。

就区分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致死而言，尽管目前尚未发现比推定-反证法则更好的操作性法律教义，但仍有两个备选方案有资格参与竞争：一个方案是不创制任何法律教义，把问题留给司法者去自由裁量。倘若采用理性人标准（the reasonable man standard）来界定过失，则结论确实如此。但在二审判决作出之前，被害人因不堪忍受病痛折磨，已于2016年5月23日服安眠药自杀身亡。在死因排除受害人过错的前提下，致死就只能归咎于伤害行为，而于欢却没有为控制行为后果采取任何措施--既没有选择相对安全的作案工具，也没有选择相对安全的捅刺部位，更没有控制捅刺的力度。

其主要理由是：（1）投毒未到致死量。但犯罪目的不等于犯罪意图，以目的取代意图，正属于前文讨论的典型错误。

本文将要论证一种与法学界主流意见及一审、二审判决都完全不同的意见，亦即认为应判处于欢故意杀人罪。当然，后果主义立场并不完全忽略道德义务论，但它会把道德义务论还原为一个经验要素来对待，亦即考虑冲撞公众道德直觉所要付出的代价。故而，较之于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死的主观恶性较小，罪犯的人身危险性也较小。这种实体法上的区分虽然貌似清晰，但如前文分析所表明的，一旦切入到司法实践的具体语境，要件识别就不顶用了。

林森浩明知其投毒行为会伤害黄洋，却追求这种结果的发生，此属于伤害的直接故意。后果为锚的观念，也同时挑战了犯罪构成理论。即使无果而终，它也可能带动一系列延伸性的思考和探索。由于犯罪的主观方面不可观察，司法者只能根据客观方面去推测主观方面，所以刑法上所有描述主观心智的概念，诸如目的和动机、故意和过失、蓄谋和冲动、有无认识错误以及是否忏悔之类，都最终只能表现为对犯罪行为和后果的描述。

提出不能以结果推定意图，则是为以犯罪目的来取代犯罪意图做好铺垫。辩方律师根据动物实验中二甲基亚硝胺的半数致死量（37毫克/千克）和黄洋的体重（65千克），测算了黄洋服入二甲基亚硝胺的致死量（2.405克），但这种测算毫无科学性。

但若法律实施的短期收益和远期收益之间发生冲突，则后果主义坚持对远期收益进行贴现折算后进而最大化两者之和。倘若致死确实是出于行为人过失，那么就意味着行为人发生了认识错误，即行为人低估了致死概率。

2015年12月11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林森浩被执行死刑。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工具，法律通过创设行为激励来追求其预期的后果，后果是评价一切行为和思想的标准。2017年4月12日，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田继伟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典型的情节是，当死亡受害人裸露下体时，很快就被其同伙制止。不过，尽管合并处理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方案，但不见得应该被采用（最重要的障碍是法律的系统性成本），且由于涉及修改法律，所以下文对于法律教义的实证检验仍以现行法律为准。前者是客观概率，而后者是主观概率。

以犯罪结果为据作初始推定，只是为了选择一个大概率为真的判断以作为推定-反证模式的认知起点。不过多少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当下中国法学界对法律教义学的研究，似乎只关心法律教义的引进、解释和适用，少见有法律教义学文献致力于探究法律教义背后的逻辑，或者关心其创制的过程（两者是一回事）。

若受害人还活着，则可初步推定为故意伤害，只有在反证充分时，才构成故意杀人未遂、过失伤害等犯罪，或者属于意外事件。本文不采用主流刑法学的理论资源（当然也不会刻意去唱反调），而是主要使用法律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前文的分析已经提供了一套推定-反证模式的操作流程，在解决这一延伸性司法难题的同时，也可以顺便验证这套操作流程的可靠性和包容性。虽然一直被法律教义学家所忽视（这是惊人的忽视），但不可否认，就投入上述工作而言，法律经济学家不仅起步更早，而且走得更远。

而如果诉诸刑法公正，那么为何区分这两种犯罪的问题就根本不是问题了。法律教义神秘化和法律教义崇拜的另一面，是对法律教义本身的无知。五、延伸讨论：故意伤害和故意杀人未遂的司法识别 与受害人死亡条件下区别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致死相对应的另一个司法难题，是如果受害人活了下来，那么该怎样区别故意伤害和故意杀人未遂。上海市检察机关以故意杀人罪对林森浩提起公诉。

如果两种理论的分析结论大体相同，那么比较理论优劣的指标就是处理数据的效率了。若受害人已经死亡，则可初步推定为故意杀人，只有在反证充分时，才构成故意伤害致死、过失杀人等其他犯罪，或者属于意外事件。

若后果主义的后果真的像那些批评者们所说的那样糟糕，则后果主义者就应该果断地放弃后果主义--这才是真正的后果主义。这样做的道理没有错，障碍在于没法操作，因为无论是意志还是认识，都与意图一样不可观察。

主客观相统一的结局，只能是客观统一主观，而这意味着在绝对意义上，所有刑事司法判决都是客观归罪。（一）合目的性检验 合目的性检验是看法律教义是否合乎立法目的。

在下文的讨论中，我们会发现，林森浩案中的辩护律师就犯下了这种错误。但如前文所述，在绝对意义上，所有刑事裁判都是基于有限信息作出的有罪推定，而有罪推定的隐含之义是辩方承担终局性的举证责任。如果法院先根据抗辩作出推定，那么就会在控方排除抗辩时作出相反推定，遇到合理怀疑后再作相反推定，如此循环往复，直到穷尽所有涉案证据和已知犯罪信息。二审期间，辩方主张林森浩的投毒行为只是故意伤害，不构成故意杀人。

无论是根据四要件理论还是三阶层理论，定罪量刑都必须兼顾犯罪的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两者缺一不可，不能彼此混淆或相互取代，否则就成了主观归罪或客观归罪。所有实体法的判断，最终都是证据法问题。

打开大门的钥匙是两个重要的观念：其一，以后果为锚取代主客观相统一。受害人之一陈述说于欢从身上取出凶器，但因该陈述与其他受害人的陈述和证人证言不符，未被法院采纳，而凶器的来源始终未被控方和法院查清。

法律不能激励潜在的故意杀人犯通过致命伤害在先、象征性救助在后以争取较轻处罚的机会主义行为。并且，控方也没能证明田继伟确信其投毒行为会导致受害人死亡。